。回到定州，定州市统战部和残联也都对这个残疾家庭表示了关心。定州市残联理事长王福永还提醒一直没有残疾证的刘涛尽快去办理残疾证，以便能够享受到国家补贴。刘佩娴和刘岩松两位小朋友也可以继续在定州进行免费的康

是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同时中科院和教育部还在考虑恢复研究生制度。我去严家玩的时候，严东生先生知道我平时很用功，就说褚君浩你应该考研究生。如果你去考，我为你写推荐信。上观新闻：当时考研究生需要推荐信吗？褚君浩：不需要。但事实上，当时谁也不知道考研到底怎么个考法。因为在国外申请研究生时需要有分量的教授的推荐信，因此严东生先生才这么鼓励我吧。不过，经过他的鼓励，我就开始考

虑我要考什么方向的研究生。我大学学的是物理，后来自己也看了很多理论物理的书，因此决定备考这个专业。我本来是想考复旦大学，但当时复旦大学要晚半年招生，在严东生先生的建议下，我准备考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担任中学物理老师期间，褚君浩从未间断科学研究。上观新闻：您的父亲是大学教授，书香门第，在备考方面是不是比别的同龄人有些优势？褚君浩：并没有。我的父亲褚绍唐是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而严东生先生虽然鼓励我，但他是化学专业出身，所以也不能在专业方面给我指导。但当时我们有个学习小组。我们几个同学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后，大多分配在各个高校和中学做老师。在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环境，很难投身于学习。但因为特别

喜欢理论物理，所以我们几个好朋友如张民生、朱伟、李新州等坚持保留了一个基本粒子讨论班，由一群喜欢物理的人组成，每隔一段时间，就在星期天聚在一起讨论。上观新闻：当时聊些什么？褚君浩：我们不聊天的，就是讨论科学问题，非常心无旁骛。大家讨论各自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和学习心得，有时谁看到一篇学术文章，或者了解到一点点学界发展动态，就带来和大家分享。当时的信息很闭塞，政治环境又很紧张，我们的讨论和聚会，每次都搞

得像地下党的秘密活动一样，不敢一直在一个固定地方碰头，怕人举报。所以有时是在上海图书馆科技情报所碰头，有时是在谁的家里讨论，有时去某个老师任职的中学里。当时坚持学习，根本没有一点功利心。文革期间不仅高考

停滞，科学家和专家们也受到冲击，我们其实也明白，学得再好，对个人的前途命运也不会带来丝毫提升。但我们就是纯粹的喜欢，所以冒险也要在一起讨论自己喜欢的理论物理。另外，我隐隐感到，国家总是需要科学研究的。研由政协、特别是基层政协来做这类商量的中间人，能避免公权介入的嫌疑，又具备中立、透明的公信，应该是最佳的选择。有些时候、某些事项，党委、政府需要委托机构去和特定群众开展精准商量，这就需要有一个受托人。而政

协本身就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办事流程都非常了解，由政协代表党政部门去和特定群众商量，应该是效果最好的。精准商量涉及方方面面、关联各个阶层、覆盖多类事项，需要有一个发起人和推动者。政协的组成人员来源多元，对各个社会阶层的诉求、利益都能接触、了解，基层政协的委员更是直接地气，由政协去发现精准商量的需求是最及时的。而政协又是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政协参

加单位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界别，由政协去发起和推动精准商量也是最名正言顺的。可见，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布置的精准商量常态化、制度化，人民政协的作用不可替代。精准商量对政协工作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说是挑战，因为要去做这件事，政协工作的思路、方法、定位等都要创新、要调整，要放低身段、深入基层、直面矛盾，要放弃某些驾轻就熟的优势和路径依赖，直接对接基层群众实际问题的地气。说是机遇，因为去做这件事，政协工作就有了新的